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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年02月22日 20:31:35 作者: 其实俺人挺好
四年一度春风事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在中央电视台干收录国际卫星新闻的活儿。某日从英国Visnews上收录了一条关于“AIDS”的新闻,中央电视台国际新闻组的翻译盛亦来(如今已是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总监)翻译为“埃滋病”。第二天新华社通稿翻译成了“爱滋病”。那应该是我国第一次报道世界上发现了艾滋病的新闻。
光阴荏苒,棋哥后来离开央视,办了家广告公司,然后又加盟中体广告,和体育混到了一起,如今担任中体产业2008办公室副主任,算是和奥运挂上了钩。一手抓产业,一手写文章,今年1月,在某报纸上写了篇“迎奥运,防艾滋”的文章,他说,北京奥运会的赞助商已经达到了66家,居然就没有一家是生产“计划生育用品”的企业。
过完春节,忽然有广告界的朋友宴请棋哥,谈的正是“计生用品”进入奥运会的事情,我也有幸陪同出席。原来是一避孕套品牌,打算在奥运期间进入奥运村,为选手提供套子。对这个事情,我还是有点儿发言权,2000年悉尼奥运会,当时给选手免费提供3个,结果还是有不少选手不够用,自己花钱买。2004年雅典奥运会,英国某著名安全套制造商捐赠了13万个套子。雅典奥运会,入住奥运村的运动员和职员,据统计有13000多人,这样计算,平均每人可以领到10个。
我曾经请教一位北京奥组委的官员,问他,2008北京奥运的赞助商是不是太多了,比如燕京啤酒和青岛啤酒,比如中石油和中石化,这都在同一产业之内,按理说应该只能选一家,凭什么北京奥运会能选两家?官员回答,因为中国的市场太大了,市场的差异也比较明显,所以,我们的赞助商就应该多一些。现在想跻身奥运赞助商或提供商的行列,说实话有点儿晚了,宴请我们的那家厂商,要不是看了棋哥的文章,还没意识到这个机会。
说起来,这家厂商的品牌叫“杰士邦”,10来年前,是武汉的一家企业,当时国内产品不过是两块到三块的价钱,而国际大牌子“杜蕾丝”是20块30块,他们找到广东的一些营销专家,还把那位曾将小霸王学习机卖遍大江南北的专家聘来做CEO,经过策划,达成共识,要想卖出好价钱,就要是外国品牌,而英国是老牌帝国主义,于是他们先到英国注册了一家公司,又在香港注册了一家公司,号称是那家英国公司的远东总代理,英国最有名的是女皇,第二有名的是007邦德,于是就有了英国品牌“杰士邦”。他们的策略是,哪里有杜蕾丝,哪里就要有杰士邦,摆在一起卖,吐蕾丝卖30,他们就卖20,双方打得不亦乐乎,最终,杰士邦站稳了脚跟,这品牌又被太平洋邓禄普公司收购,成为真正的英国品牌。“武汉人福”也成为上市公司,主营药品、安全套、房地产。说来不过10来年的功夫,但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商业故事,涉及到营销手段,民族品牌,上市公司,外资公司。如今,杰士邦要推出一款法国品牌的安全套,号称是安全套中的阿玛尼,全天然,符合人体弧度的裁剪,最贵的要100块一盒,能用这样的东西,自然是高端人士,自然要做点儿慈善事业,于是,高端人士与艾滋孤儿的定向援助计划也将要实施。
周星驰和卓别林
春节前,我和朋友们一起去看《长江7号》。电影的开头,让我很有期待。穷人对这个“富裕社会”该是个什么样的态度,我期待星爷给出答案。看完之后,却像吃了个苍蝇般恶心,电影实在太难看了。现在的电影几乎都是骗局,上映之前大做宣传,骗大家去看,只要骗的人数够多,电影的票房就有保障。在这个骗局中,许多人是同谋,他们看了这么差的电影不吱声,等着别的人一起上当。甚至还无耻的宣传,这是周星驰的童年写照,他小时候就是这么惨。
他小时候多惨和这个电影多难看有什么关系?法国戏剧电影作家协会的主席罗歇·费迪南曾经给卓别林写过一封信——您忠实于您所记得的童年生活。您一点也不曾忘记那个时期里自己的悲哀,那个时期里亲人的死亡。您从来不曾一朝得意而忘了您那悲哀的少年时代,名气始终不能把您和过去的历史分割开来——然而,说来也可叹,这种情形在一般人中却是屡见不鲜。
周星驰的《喜剧之王》和《功夫》都是了不起的作品,他那副潦倒落魄的样子,让我们在哈哈大笑的同时体会到一种悲悯之情。香港导演胡恩威有一篇文章叫《娱乐消灭记忆》,他说大娱乐家都有一种活在世上应有的积极情怀,他们的表演也是在提升我们对存在的肯定。“大娱乐家多多少少都有点像个传教士,在宣扬一种生活的价值和情怀,生命是痛苦的、生命是不完满的。娱乐是提醒着我们如何面对这些痛苦和不满,而不是对存在的痛恨。”胡恩威对港式娱乐有许多批评,但我觉得周星驰的无厘头之中,还有他的情怀,他应该成为一个大娱乐家。
早年间我家门口就有一个电影院,木头椅子,每礼拜我大概都能看场电影。我在那里看过两部《寅次郎的故事》,就喜欢上了这个终日游荡、始终找不到归宿的日本男人。当然那时候我年纪小,心中的惆怅只是见到个漂亮姑娘就喜欢上一个,寅次郎总也得不到姑娘,我也总是得不到。寅次郎总戴着一个礼帽,西装里面是一个坎肩,典型的农民大叔。这个固定的形象也为演员渥美清赢来东方卓别林的称号。
我也肯定是在家门口的电影院里看了卓别林的《摩登时代》、《淘金记》、《城市之光》、《大独裁者》、《寻子遇仙记》和《凡尔杜先生》。《摩登时代》应该是我最早看到的卓别林电影,那段在流水线上的戏让我笑疼肚子。还有《淘金记》里吃皮鞋那一段,最后看到的是《凡尔杜先生》,我当时百思不得其解,为什么这个电影一点不逗呢?《大独裁者》让我第一次领略到演讲的魅力,影片结尾处,卓别林那段演讲持续了足足有5分钟,里面那些词汇后来我反复听到——民主,人性,自由,独裁者,人民,奴役,权力,世界。后来我也会反复使用这些词汇,后来会觉得用这些词汇构成的一篇演讲是非常枯燥的。1987年9月,我在书店里找到《卓别林自传》,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翻一翻里面是否收录了《大独裁者》的演讲词,现在,这本书的扉页上还记录着购书时间,另有一行字:演讲词在489页。
卓别林的母亲是个演员,嗓子坏了无法继续演出,卓别林5岁就登台表演,唱出第一段,台下观众就往台上扔了很多钱,小卓于是停下来说:我得先把这些钱拣起来才能接着演。这第一次演出也许就预示着他大富翁的未来,他的薪水从每周几十先令到上万美元。尽管他的童年生活非常艰难,但他有幸在20来岁就名利双收,不像《喜剧之王》,要在社区俱乐部排演《雷雨》,卓别林涉足电影业,不断跳槽,直到成立自己的制片公司,处处显示出他对自己表演天赋的自信,当然,他还是个认真学习工作卖命的人。
我是从卓别林身上明白什么叫“戏子”什么叫“角儿”,也最终体会到那些滑稽的电影里蕴含的人生悲凉。卓别林曾经记述一个叫弗兰克·科因的喜剧演员,他性情活泼,下了台总是满脸笑容,但是有一天,他准备好和妻子一起坐马车去兜风,他忘了个什么东西,叫妻子等着,自己走上楼。过了20分钟,妻子上楼去看他为什么耽搁了那么久,在浴室发现他自杀了,手里拿着把刀,抹了脖子。这简直就像是《捕香蕉鱼的好日子》的真实版本。
罗歇·费迪南给卓别林写过的那封信,即使今天我重新给卓别林写封信,也会抄下里面的一个段落——
您的演技之所以成功,是因为您演出时潇洒自如,率真随分,不受教条约束,但又非全凭机灵,这是由于您自己从前有过的苦难、快乐、希望与失望;许多人都理解这些,因为他们也曾受到难以忍受的痛苦,需要获得同情,经常希望得到安慰,在笑中暂时忘了痛苦,而这种笑也并非要治愈人的创伤,它只是要给人一些慰藉。
人民还是需要一辆汽车的
那天,我们刚刚试驾了新款宝马760Li,晚上吃饭的时候,我和宝马公司的职员聊天,我问他:“如果不考虑价钱,你想有一辆什么车?”他说:“X5。你呢?”我回答:“M5。”然后我接着问:“如果让你买辆中国车,你会买什么?”他回答:“长城赛弗,那么大的车,才1万欧元。”不管我们讨论什么车,最后还是会落到钱上面。我看过很多理财专家给出的建议,有人说,你买的车不该超过你一年的收入,也有人说,你家里那辆车应该只占你家庭资产的3%,这样一算,这车的上下幅度可够大的。
中国汽车工业这两年很厉害,能买下英国品牌,有朝一日,兴许能买下奔驰宝马。没料想印度那边抢了我们的风头,新年伊始,福特公司就发布消息,说他们打算把路虎和捷豹卖给印度的塔塔集团,我免不了又为这老大英帝国的牌子黯然一把,看来中国要和印度争一短长,只能拿下福特的另一品牌沃尔沃。
那次试车,我们还参观了慕尼黑的宝马博物馆,大家在宝马Isetta面前停留的时间最长,每个人都想钻到这辆气泡型的小车之中体验一下。二战前,宝马的生产基地设在东部的埃森纳赫,战后成了苏占区的一部分,宝马在埃森纳赫的机器设备都被苏联拆走算战争赔偿了。50年代,宝马慕尼黑总部还没什么好的车型设计,面临破产的威胁,然后决定购买意大利ISO公司的Isetta车型设计权。他们在1955年推出了Isetta,基本就是在摩托车上加一个罩子,长度为2.29米,两座,前开门,方向盘与所有的仪表都在门上,两冲程的单缸发动机就安装在座位后面。1960年,250cc版的Isetta价格为2650马克,300cc版为2710马克,一个德国工人当时的周薪平均是90马克,6个月的收入就能买上一辆Isetta,这样的便宜车自然很受欢迎。德国报纸说,Isetta成为一代人的理想标志。
近日,印度的塔塔集团推出了一辆“人民汽车”,是世界上最便宜的车,10万卢比,各大媒体纷纷报道,并将价格进行换算,这辆车是2600美元或1700欧元或1300英镑。大致相当于美国低收入者的月工资。这辆车620CC,最大功率70马力,百公里5升油,手动档,没有空调,《金融时报》记者问一个印度年轻人这车怎么样,年轻人回答:“太贵,我没钱。”按照该报的说法,10万卢比相当于印度人平均年收入的三倍。还有一位出租车司机说,对贫民窟的老百姓来说,能有一辆摩托车就可以了。
《新闻周刊》上有一位来自普华永道的汽车专家说,印度车市70%是被摩托车占领,但两轮车和四轮车之间的价格差距正在缩小。某个印度哥们,去年刚花7万卢比买了辆摩托车,他说,我要买汽车,开着汽车出去更有面子,你可以带着你的女朋友到处转,街上的人都看着你。另一个骑自行车上下班的哥们说,现在好多人都有车,你要骑一自行车都不好意思见人,一辆车意味着好的社会地位。
好多报纸都采访了好多位印度人民,某个老人家说,“我觉得这车根本就不应该出来,现在马路上那么乱”。某个环境保护专家说:“这辆车一出来,就是环保的噩梦。它会加剧污染,汽车工业的发展就是以城市的污染为代价的。”某个二手车经销商说,“同一个世界,同一个梦想,谁都想要一个安稳的家,一辆汽车,一个漂亮的媳妇。”
宝马Isetta虽然说是“一代人的理想”,可总共才卖出去16万辆。塔塔集团推出来的这辆人民汽车,样本是德国甲壳虫或英国当年的MINI,也就是中产阶级用车,按照德里一位专家的说法,现在印度中产阶级是5000万人,2025年就是5.8亿,2010年之前,有3000万个家庭有能力购买汽车。此前印度市场上最便宜的车是铃木和现代的小车,都从20万卢比起步,人民骑车一下子降了一半。塔塔集团2003年就宣布了这辆世上最便宜汽车的计划,现在他们工厂的产能是每年25万辆,去年印度国内汽车销量是110万,人民汽车的工厂奔着四分之一就来了,可见胃口之大。
塔塔集团的塔塔先生说,这人民汽车是符合环境标准的(当然,印度的汽车排放标准远远落后于欧美),人均碳排放量不会超过摩托车,这种算法大概是汽车坐四人,摩托车坐两人,可我看《商业周刊》上一照片,一印度哥们骑着摩托车,带着老婆和三个孩子,一共5人。塔塔先生对这样的景象一定更熟悉,他说:“男人骑摩托车,孩子在前面,老婆坐后面,这很危险,这也是我推出人民汽车的动力。”
路透社的报道更偏重于宏观,他们说,印度经济在快速发展,人民汽车激发了印度民族工业的热情,去年印度总理辛格提出了汽车使命计划,要让印度成为汽车生产的基地,要和中国制造较量一番。塔塔集团没有辜负总理的厚望。印度汽车市场,印度人民自己不去占领,西方势力就会去占领。中国也会去占领。
几年前,我的一位朋友买了一辆咱们自己产的人民骑车,5万8,开了两年,难以忍受,卖了,1万8,这倒正是印度人民汽车的价格。雷诺和印度一厂商正打算合作生产一种12万卢比的小车,咱们的赛弗卖过去,也还是太贵。